近日，中医药博物馆举办了中医证书、教材、杂志专题展览，数十件珍贵的民国和建国初期中医师毕业证书、结业证书、开业执照及教材、杂志亮相四层中国医学史展厅。其中，有一张《汉医认许证》与众不同。一般中医证书都写“中医”或“国医”，这张证书却写作“汉医”。再看发证的日期，“康德四年”，既不是中华民国纪年，也不是公元纪年，究竟是什么年号，又是哪一年呢？仔细端详一下，证书的四角有四个小字，揭开了这张证书的奥秘，“满洲帝国”，原来这是一张伪满洲国颁发的中医证书，康德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年号，康德四年为1937年。

　　20世纪20-30年代，在国统区，中华民国政府正掀起歧视、限制中医的浪潮，而与此同时，在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洲国，中医的命运又如何呢？

　　日本是亚洲最早接触并认可西方医学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与中华民国政府如出一辙的限制、打压中医（在日本称为“汉方医”）的政策。在其所占领的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日本人也将取缔中医作为文化殖民的一种方式。1934年，伪满洲国政府下令中医改称“汉医”，正是日本侵略者“去中国化”的策略之一，这也是这张馆藏证书标题为《汉医认许证》的原因。伪满洲国政府规定，除原持有中医资格证者暂准行医外，不再批准新的中医开业，企图使中医自生自灭。然而，东北地区医疗卫生的现实情况使日伪不得不改变了取缔中医的初衷。据1935年日伪政府组织的调查，东北地区的西医总计2497人，汉医总计10317人，西医数量严重不足，而中医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也更受广大民众的认可。日俄战争后，大量日本人移民东北，在哈尔滨霍乱大流行时，日本人的病死率高于中国人，日伪政府调查发现，这与中国人使用中草药有关。据说，日本统治者还曾实际考验中医的疗效。他们逼迫东北著名中医马英麟到新京（长春）的粹华医院进行诊疗。有一名化脓性腹膜炎患者，经日本外科医长确诊，准备开刀，但称吉凶不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中药治疗，一剂痛减，二剂痛止，三剂痊愈。日本医长检查属实后大为震惊，承认中医确有独特的疗效。这些事例使日本人重新认识到中医的价值，也意识到废止中医药不利于笼络占领区的民心。于是，他们改变了对汉医的管理，伪满民生部保健司提出了“实施西洋医学、汉法医学二体制”的政策。1936年，伪满国务院颁布了《汉医法》，规定“欲为汉医者，须实地学习汉医术 5年以上，且经汉医考试及格，受主管部门大臣之认可，方准许行医”，这也就是馆藏证书中提到的康德三年发布的敕令。伪满洲国的汉医考试，西医的内容占有很大比例，对于中医师来说，考试的难度不言而喻。据《吉林省志》卷40《卫生志》记载，康德四年（1937年）302名医师应试者中，合格者只有6名，这张伪满洲国的《汉医认许证》可谓弥足珍贵了。

　　在此之后，在东北地区中医界的不懈努力和斗争下，1941年，经伪满洲国民生部批准，“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标志着日伪承认了中医的地位。同年，为提高中医素质并吸收具有一定西医常识的中医，弥补医师的严重匮乏，政府制定和颁布了 《汉医考试令》和 《汉医考试令实行细则》，细化了汉医考试内容和各项要求。汉医考试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分为理论考试，包括汉医学和洋医学；第二部分为临床考试和中药鉴定的实践技能考试。理论考试中，中医学部分有诊疗学（以内科、妇科、儿科为主）和汉药学，洋医学部分有解剖学、生理学和防疫学。为应对考试并提高中医业务水平，中央汉医会在各地组织了汉医讲习会，组织应考中医进行为期半年的系统学习，以《医宗金鉴》、《本草备要》、《温病条辨》为中医教材，又编写了《简明解剖学》、《法定传染病提要》等西医教材，聘请各地著名中西医授课。自此之后，参加汉医考试的人数大大增加，通过率也有了提高，通过汉医考试取得行医资格的渠道比以前更畅通，也为东北地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医人才。

　　（中医药博物馆  医史部  韩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