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姓张，名机，仲景是其字，生活在东汉末年(约公元150-219年)。在那个时候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不满，纷纷起来讨伐董卓。再封建势力割据，诸侯之间也相互攻打,所以那个时代战争频繁。有句俗话：“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战争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了一种叫“伤寒”的疫病流行。这种病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由于当时社会混乱，经济衰落，医疗条件低下，所以亡于其病者不计其数。被称为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当时的社会惨状可见一斑。

据《伤寒卒病论集》（《伤寒杂病论》的序）记载，张仲景的家族原有两百多人，由于疫病流行，自汉献帝建安纪年以来，不到十年时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其中七成的家族成员死于伤寒。所以，张仲景立志发愤钻研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攻读古代医书，继承古典医书的基本理论，广泛吸取古代流传下来的治病良方以及当时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结合个人临床诊治疾病的大量实践，建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创造性地著成《伤寒杂病论》，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据史料记载，仲景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张伯祖也是南阳人，此人爱好方术，精通脉理，善于诊脉，医术高超，治病常获奇效。元嘉年间(151-152年)，汉桓帝有一次触冒寒邪，恶寒发热、头痛体困。虽经太医调治多日，病仍没有好，只好请张伯祖来治疗。伯祖经过诊断，认为是伤寒病，随后开了一贴发散风寒的药方，让桓帝服后躺下，用厚被盖严。不久桓帝浑身发热，汗出如雨，渐渐睡着了。第二天桓帝就痊愈了。汉桓帝很高兴，任命伯祖做侍中的官职。然张伯祖淡泊名利,不久就高挂官帽，隐逸故乡，热心为当地的老百姓医治疾病。仲景十分钦佩张伯祖的为人与医术，于是拜张伯祖为师。仲景成为张伯祖的学生后，十分吃苦耐劳，又虚心好学，深受老师的喜欢。老师对仲景一点也不保守，悉心教导，耐心传授，有问必答。因此张仲景的医术日见长进，很快就把老师的本领全部学了过来，在南阳一带崭露头角，小有名气。

张仲景希望用仁慈之心来抚慰被战火困扰多年的长沙人民，早日恢复生产，于是年迈的张仲景当上了长沙太守，所以后人又称其为"张长沙"。他上任后，积极推行仁政，安慰民众，鼓励耕种，不久便把长沙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张仲景虽然身居长沙太守官位，却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临床实践，不忘救治百姓的疾苦。但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也不能随便接近普通的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治病，他煞费苦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千古美谈的"坐堂"。传说，张仲景选择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老百姓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地诊脉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以后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会聚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足见张仲景对百姓富有深切的同情心。为了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医生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通称"坐堂"，医生就叫"坐堂医生"。再后来人们给药铺取名时，往往在名字后面附上一个"堂"字，象现在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济生堂"等，就是很生动的证明。

仲景晚年时，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完成撰写。这部书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创中医临床医学之体系。因其书所载方剂临床效果显著，被称为“经方”；所载方剂为后世医家创造方剂的源流，因此这部书也被称为“方书之祖”。该书被后世医家奉为圭皋，视作经典。自唐代以来，仲景学说传播于世界各地，在国际医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日本、朝鲜等国人民称他为医学“先师”，祖国人民则称之为“医圣”，更有“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之说法，足见其在中医发展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

（中医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