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老师觉得市面上没有一本好教材，他会怎么办？

一千多年前的陶弘景，选择了自己动手。梁代陶弘景隐居茅山，弟子众多。他发现当时流传的《神农本草经》经过几百年传抄，内容混杂、错误不少，学生学起来非常吃力。于是，他花了大量精力整理旧说、增收新药，编成了《本草经集注》，药物从365种增加到730种，还首创了按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方便学生查找。他在书里转述了晋代祖纳的一段话：“方药小小不达，便寿夭所由，则后人受弊不少。”——药方上有一点差错，就关系到人的生死，后人就要吃大亏。

（注：现存最早的《本草经集注》的敦煌残卷（现藏日本龙谷大学，不便获得原书影），抄成于唐初以前，此版原文为“方药...不少”，上图为宋代唐慎微在编纂《证类本草》时收录的《本草经集注》序言内容，后世传本中将“方药”误写为“汤药”）

到了唐代，孙思邈发现市面上的医书“部帙浩博”，又多又厚，学生遇到急病时“求检至难”，翻半天找不到合适的方子。于是他把繁杂的知识简化，编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相当于一套“急救手册”。他在序言里说得很直白：“务在简易。”

明代的陈嘉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时流行的本草书，要么“意重而寡要”——内容太多抓不住重点；要么“词简不赅”——写得太简单说不清楚。他跟学生们说，跟着我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我得写一本正本清源的书给你们指条正道。于是花了七年时间，五易其稿，写成《本草蒙筌》。“蒙筌”二字，就是“启蒙童蒙”的意思。学生们拿到书后感慨：“先生嘉惠后学之心盛矣！”——老师恩惠后辈的心，太深厚了。

再说到李时珍，他发现旧医书错误百出，有些甚至把毒药当补药，于是决心重写本草。《本草纲目》写了近三十年，参考八百多种书，稿子改了三遍。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较真，他没有多说，只是把所有家当——几十卷手稿——摊给别人看。

从陶弘景到李时珍，这些“教材”的编写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被安排的，而是自己觉得“这事得干”，责任感驱使就去做了。

师道，从来不在空谈里，而在这些沉甸甸的笔墨中——所谓师者，就是愿意为学生花时间的人，就是把“教会别人”当成自己责任的人。

（图片来源： 本文所引古籍书影分别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馆藏公开数字资源，仅供学习交流，特此致谢。）

（北中医博物馆 王志霜）